斯彭斯、加西亚称重结束明日开战

这让宪法学者自我想象为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一边时刻准备着构建一种一般将来时态的宪法学，一边等待戈多式地憧憬着一种据说终会降临的"宪法时刻"。

严格来说这已经超出宪法学家的应有立场。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重心从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和宪法解释体制转移到法院能否进行宪法解释的问题上来。

一般来说，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为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50]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对此只需付诸实践，无需再多的论证了，而且也很难再论证出新意。[21]2000年，又有学者从宪法解释方法的角度，评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2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7页。

[14]有意思的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废止有关齐玉苓案的批复后也没有消失，依然有学者主张法院适用宪法是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特点，[15]还有学者论证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排他性的，法院解释宪法不仅是法院的职权，也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27]新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三，1949年前的教书岁月以及在政府中的短暂经历，使得他的宪政观既具有纵横中外的宏大气象，又有脚踏实地的风格。

他长期致力于文官制度的研究：早在1934年就和楼邦彦合著《欧美员吏制度》（世界书局）。[5]在青年干部学校和资源委员会工作期间，龚祥瑞接触了中国实际的官僚体制。龚祥瑞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也予以提及，但做了淡化处理：当时我们都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场浩大、影响严重的政治运动。自由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政治自由。

[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他进而介绍英国议会主权理论的三种不同观点：一是，因为主权的连续性，议会的组成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是任何一届议会所不能改变的。

因此，《自传》中他自嘲墙内开花墙外红。[7] 例如，据《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一文：政法学院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龚祥瑞教授在几次发言中证实说：我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这恐怕和他站在时代学术前沿，成果具有深刻的洞见和冷静且理性的思考，重视经典研读（直至八十高龄后他还发表多篇引介西学宪政名篇的论文）和实践调研相结合，有的放矢的进行严谨学术研究息息相关。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总理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

在谈到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时候，他批评以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法学派，认为规范法学派将道德规范置而不论且承认个人有不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因此无力解决法律义务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33]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值得一提的是，龚祥瑞还是一位卓越的宪政教育家，他身体力行的宣传宪政理念，把推动未来中国宪政发展的期望寄予后来者，因此他对教育培养年轻人抱有极大热情。[24]其次，龚祥瑞批评从我国四篇宪法中，未看到重新开始的理论，找不到宪政思想。

因此，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较主权问题更为重要。[16]对于上述三种观点，龚祥瑞认为：议会是否改变，一切以自己的意志是从。

[32]1989年他因为一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遭受了学界同行的大批判，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被斥为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他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虽持论中允，但立场鲜明的支持宪政改革，主张规范主义的宪法学研究，实属难能可贵。

1. 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龚祥瑞首先建议，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二是，无论是立法程序还是立法内容，都可以由议会改变。对于细则，选民既不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明确的理智的选择。他则自称奥里翁——古希腊追逐太阳的盲人，一个永不停歇追求真理的人。[35]沧海桑田，风雨苍黄，今日再回望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那批老一代公法学家，会发现历史则是公平的。他认为，民主是以议会的无限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就是议会主权，因为人民主权通常是由议会来行使的。

他既是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中国宪政的追梦人。翻开四篇宪法序言，都是一个党派取得成果和记录的展示，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给人感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

[21]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他不仅身体力行，推动文官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落地，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宪政教育家。

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是以专政为前提的。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

他对中国宪政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三是，设置和加强司法机关，使上述原理付诸实现。但这个经历对龚祥瑞后来在宪政研究中反复强调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因素，特别是要对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警惕和防范（即后来思想史家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第二，论及中国现实问题时，他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和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客观情形，主张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性，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制度。

[23]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而司法机关不论是解决行政机关的权限纠纷，还是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实际都有立法性质。

跟随考察团出访美国、英国期间，他观察到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转变，从感性上理解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分权制度，并写出了《英美文官制的新发展》等书。他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28]他生前最后一篇论文，是1996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形势叙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认为民主并不仅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

根据调查结果，他主持撰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2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其次，人民基本权利高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剥夺。

[3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9]龚祥瑞宪政思想中包括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分权这些关键词。

龚祥瑞宪政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东方集体观念融为一体，贯穿了中庸之道，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一，他在引介西方宪法理论时，保持客观、公允的立场，既反对排斥普世价值，更反对全盘西化。

他肯认英国戴雪的法治理念：法治就是对违法行为设置法律障碍和对个人的合法权益加以法律保护。文革后，69岁高龄的龚祥瑞以极大的热情重返教室，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不忘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